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- 超凡国际入口

我今年97岁，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。回首往事，我始终铭记着19岁时就深植于心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。

在成长过程中，我深受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影响，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期望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生物系学习医学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突破重重阻碍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们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鉴于大多数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出现偏差，我便耐心指导，一一纠正。于是，大家推荐我负责打拍子，我便由此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就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知不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奉行的“艺术为民”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跟随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发自内心的朴素歌声，那真挚而充满生命力的歌声令我深受触动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钻研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一切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得以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种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在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讲解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内容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也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推动民族文化向前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这些年来，我常被人们称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即使年过九旬，我仍坚持在一线指挥。这不过是因为我认定了该做的事情，便会倾尽全力去做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既然病痛来临，就积极治疗。如果这是命中注定、无法避免的，那就尽快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是否感到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出色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之年，我正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总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非常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